民营医院20年为何难成大气候？公众形象沦为负面
“你要是继续这样，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”；一句狠话后，某民营医院副总经理挂断了记者的电话。这家医院涉嫌“无病治病”而被患者举报，在卫生主管部门介入后，言辞仍咄咄逼人。 1992年，卫生部下发《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》，提出医疗事业要“走向社会多方投入”，允许民营资金投入医疗机构。历经20年发展，民营医疗从最初的“科室外包、院中院”迅速迈向独立成院、连锁化、集团经营的道路。然而这条道路的背后，却不是掌声与光荣。 公众形象沦为负面 令公众印象深刻的是，民营医院的系列丑闻总是关乎谎言与欺诈：2006年，上海长江医院离奇将一位孕妇诊断为“不孕”；2007年，上海协和医院又传出“假手术事件”；2011年，患者向人民网投诉阿波罗男子医院“小病大治”；2012年，有媒体发现，上海真爱女子医院和上海博大医院涉嫌在网上诱骗患者，非法实施人流手术。近几年来，各地公安系统接连曝光多家民营医院串通“职业病人”，骗取医疗保险的案件。 诸如此类的报道，勾勒出民营医院种种医疗乱象。从松闸之初，各方期待民营医院为患者带来更好服务，进而推动公立医院改革；到如今，民营医院的公众形象基本沦为负面。期间，太多的疑问接连涌现： 是政策不明确，定位不清晰？1992年以来，国务院与各部委下发的政策性文件超过10个。2000年，卫生部等8部委《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出台，明确民营医疗机构是未来医疗市场的主体。国家对于民营医院的投入、定位、角色早有明确说法。 是市场缺乏需求，现阶段医疗资源已经过剩？显然不是——我国人口早已突破13亿，公立医院看病难的现象，折射出仅仅依靠政府投资的医疗体系正遭遇瓶颈。 是投资萎靡，规模不够？2012年，全国共有民营医疗机构8000至10000家，占我国医疗机构比重达35%。但数量庞大的民营医院，是否在功能和服务上实现与公立医院的互补与促进？ 上海交通大学医院管理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鲍勇教授认为，经过20年发展，民营医院面临的矛盾有以下体现：一是民营医院的定位偏离政策规划，专科医院多，综合医院少；二是民营医院总体规模占比不小，但难以分担公众医疗需求；三是负面消息频发导致公众对民营医院缺乏信心；四是各种原因困扰下，民营医院经营陷入困境。他说：“国家对社会投资医疗机构的政策是清楚、正确的；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确实值得反思。” 是自甘堕落还是体制掣肘？ 在民营医院从业人员看来，其在市场层面的主要挑战，源自“媒体歧视”和“公众的不信任”。这两个因素，直接导致民营医院在现有医疗体系中被边缘化，日常经营陷入困境。 不过追溯原因，公众亦完全能够为这种“不信任”寻找到理由： 2011年，上海阿波罗男子医院收治名为“于文华”的浙江患者，先后从他身上收取名目繁多的检查费、治疗费达3万多元，并威胁“如不继续治疗，将有极大危险”。于文华后前往某公立医院复诊，最终的检查费仅25.5元，医药费累计不足200元。前后相较，阿波罗男子医院的获利近3万余元，若非患者起疑，该数字仍会进一步增加。 近期，在业内人士的“提醒”下，又有媒体发现，沪上所谓“妇科”医院，不止一家存在“埋头不问法律，兢兢业业人流”的现象。所谓“兢兢业业”，指的是这些不具备“人流资质”的医院，几乎24小时开设网络与电话咨询“服务”。只要市民有“需求”，进入这些医院网站，哪怕是凌晨2:00，仍然有“医生”在线上“耐心等待，细致作答。” 医疗行业关乎公众生命，“合规经营”是不能逾越的底线。但对民营医院而言，却屡屡突破这道红线。这背后，既有民营医院自身追逐暴利的原因，也不排除客观因素导致的经营困局。 沪上15家主要民营医院中，专攻“男科”与“妇科”的医院占比超过80%。除却暴利因素，为什么在中央政策明确的前提下，地方上仍迟迟不愿真正放开大型综合性民营医院的设立，为市场导入健康血液，从而促进竞争——这是很大的疑问。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教授向人民网表示，对民营医院投资方资质及实力的担心，导致地方卫生部门不愿放开大型民营医院投资。在改革之初，政策对于医疗投资的准入门槛并不高，这诱使一批中小规模资本进入市场，并以功利的心态运作医院——最终导致现阶段部分民营医院的医疗质量不高。他指出：“鉴于医院的特殊性，其提供的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百姓生命安全，民营医院一旦运作出轨，甚至经常出现欺骗老百姓的情况，那么监管部门势必对扩大民营医院投资持谨慎态度”。 另一方面，《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已经确立民营医院的市场主体地位。但在实际操办中，工商部门仍然将民营医院作为“企业”看待，而不是当“医院”看待，其土地使用费、公共事业费较公立医院高出一截。 在鲍勇教授看来，伴随各种歧视及自身存在的问题，民营医院本身就已经处于危机之中。在民营医院诞生之初，业界曾经抱有的“推动医疗市场竞争，分解就医压力”的种种期待，今天看来仍难以达成。 社会资本犹疑 上海常驻人口为2301.91万。人口压力所导致的看病难、看病贵等问题，客观存在。但沪上民营医院，却纷纷专攻“男科”与“妇科”。难道上海2300万常驻人口的医疗需求，竟集中体现在这两个领域？ 在境外合资医疗层面，这些医疗机构的业务范围很多局限在“为移民人士提供体检证明”，亦不能满足普通市民需求。 在综合性医院不易获批的背景下，福建系“四大家族”几乎清一色将投资集中在“男科”、“妇科”两个领域。其中一些医院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诱发社会对民营医院的评价趋向负面。群众不愿意前往民营医院就诊，民营医院的市场基础，就此被严重破坏。 多重因素，使得真正具有规模效应的社会资本，不愿意涉足民营医疗这个领域。某财经媒体统计出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，风险资金进入医疗体系的数据后发现：仅有8个项目公开于阳光之下。尽管这些项目头顶“医疗投资”的光环，但资金的最终流向，却与普通民众的医疗需求相去甚远。 知情人士透露：今年一季度，有台湾医疗巨头打算在上海设立综合性民营医院，但在考察市场环境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。政策放开20年后，规模资金进入综合性医疗体系的难度仍可见一斑。 如何期待下一个20年？ 医疗系统多位人士坦言，未来社会资金办医的良性局面，“就是要出现让公立医院害怕的民营医院”：这类医院一旦出现，势必引发竞争、撬动现有的医疗体系——对帮助解决现实矛盾大有裨益。 如何引导这类民营医院的出现？鲍勇教授认为，首先要消除投资歧视，率先解决资本层面的问题。鼓励大批量资金进入医疗体系，推动实力型综合民营医院投资。其次，应该拟定将民营医院纳入医疗保险的体系，让民营医院同公立医院享有平等待遇，使得民营医院有机会成为“市场主体”。 由资本推动的行业洗牌，也有助于改善民营医院现阶段出现的种种问题。譬如在“合规”民营医院取得市场信任之后，鲶鱼效应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该领域，并最终将“阿波罗男子医院”这类丑闻缠身的参与者挤出市场。 在利用外资方面，卫生部新近修订的《中外合资、合作医疗机构管理办法》即便未放低门槛，但“吸引规模外资进入，从长期来看对医疗体系改革是有益的。” 与此同时，为引导民营医院发展迈入正轨，今年4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》，提出“进一步开放医疗服务市场，放宽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准入范围。”这将给地方上进一步放开综合性民营医院建设，带来更多猜想。（内容来源：浙江在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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